我的语文缘

我的语文缘


顾之川


  人生有许多机缘,有的是自己能够把握的,有的则是时代使然。风云际会,机缘巧合,全靠天时地利人和。我与语文结缘很简单。以1994年为界,之前是“学语文”“教语文”,之后是“编语文教材”“研究语文”。
  一、 学语文
  我1966年上小学,正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小学阶段是怎么学语文的,有哪些课文,大多已记不得了,但有三点印象深刻。
  一是《毛主席语录》作课本。开学通知要求每人必须带一本《毛主席语录》,好在那时“红宝书”并不难找。第一天上课印象最深刻,老师教我们学习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老师讲完以后,让一个同学站起来复述,他照着老师讲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引起全班哄堂大笑。
  二是第一次写作文。三年级时开始写作文,语文老师姓魏,题目是“大家都来批判刘少奇”,写作提纲也写在黑板上:
  第一段:刘少奇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二段,刘少奇有哪些反动言论?第三段,联系自己的实际批判刘少奇。
  尽管农村小学生还是懵懂少年,但报纸、广播上总能看到听到“刘少奇”这个名字。我先写“刘少奇是一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接着再写刘少奇胡说什么“三自一包”“自私自利”“资本家剥削有功”等反动言论。第三段开始联系实际。那时中小学生流行学雷锋、刘胡兰和刘文学,我们在放学后常给生产队做好事,帮菜园把式刘四侠推水车浇菜园。夕阳西下,我们一边推着水车,一边看着绿油油的黄瓜,心想要是能吃一根该有多好啊!实际上每次浇完水,他总会给每人一根黄瓜作为奖赏。我就把这些事情和自己的私心杂念写进了作文。魏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好,好,真是小作家!”并在全班念了我的作文。这让我感觉到,写作文并没有什么难的呀,不就是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写出来么?
三是背样板戏剧本。那时候在贫脊的中原农村,既没有如今林林总总的文学名著,更接触不到唐诗宋词,所能看到的,除了“红宝书”,就是“革命样板戏”的剧本。正是记忆力特别好的时候,八大样板戏的剧本我几乎都能背,特别是《沙家滨》《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不仅唱词、道白,甚至连“幕徐徐闭”都能背出来,有时还能给人学上一段儿。由于特殊政治原因,那些剧本经过千锤百炼,有故事情节,对几岁学童来说,比读语录有趣多了,尤其是汪曾祺参与改编创作的《沙家滨》,更是文彩飞扬,是语言运用的典范。
  1977年秋,我国恢复高考制度。我也匆忙复习备考。开始复习物理、化学,临考前几天才知道高考是分文理科的,就让人帮我改报文科。第一场考语文,作文题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尽管数学考得一蹋糊涂,凭着看了些杂书,最终考上河南省淮阳师范学校语文班。这里曾为河南第三师范,现代作家徐玉诺、教育学家李秉德曾在此任教。那是一个人人思进、百舸争流的年代,大家憋着一股劲儿,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 
  1981年,河南教育学院首次招中文本科进修班,考录比为3:1,条件有三个:一为在职高中教师,二为45岁以下,三为大专以上学历。经排查,全县只有我符合两条,勉强可以报考。结果一考即中,这才有了到河南教育学院进修的机会。全班60人,同学多为重点高中骨干教师或师范学校教师,班长陈达仁更是省教研员。我的劣势显而易见,一来自农村,二不是重点高中,三只有中师学历。但我也有优势,一是年龄最小,没有家庭拖累,二是农村人能吃苦,又是工作以后再来深造,机会难得,所以格外珍惜。唐代文学是请郑州大学俞绍初先生上的,期末考试我居然得了全班唯一的92分,不少同学只有70来分,感觉不好向单位交差,委托班长与老师交涉,亦未如愿。以后每逢考试,常有同学借我的笔记。有一次上古汉语课,陈伟方老师讲起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在我国语言学界后继乏人,作为课代表的我,这时便有了考研究生的冲动。当时想得很实际,中学语文中,文言文是块“硬骨头”。多学些古汉语,进可考研究生,退可提高自己的文言文教学水平。除了规定课程外,还与同学到郑州大学旁听齐冲天先生的训诂学、许梦麟先生的汉语语音史等课程。也正是在进修期间,第一次见识了张志公、张静、任芳秋、霍松林等名家风采。毕业论文《商水方言中的“啖”》被收入首届本科班学员优秀论文集。
  1985年我考取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研究生。报考时,特意改名为“顾之川”,取意于《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以激励自己要像那奔流不息的河水一样,努力奋进。缙云山下,嘉陵江边,在李运益先生指导下,徜徉于《说文》、《尔雅》、《方言》、《释名》以及《诗经》、《史记》等古文献的书山学海。三年后,以《通雅转语研究》顺利获硕士学位。
  1991年我在青海师范大学工作时,考取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博士生,汉语史专业,古代白话研究方向,导师为所长兼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刘坚先生。第一次见导师,问这学期开哪些课,不料先生却说,博士生还上什么课呀?主要是自己看书,著书立说。于是谨遵师教,每有心得或疑惑,便找机会向先生汇报请教。由于在此之前我以“《通雅》与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博士论文自然定为“明代汉语词汇研究”,研究兴趣也由古汉语转向近代汉语。
  二、 教语文
  我教语文是从1976年高中毕业后当民办教师开始的。不知什么原因,一上来娄晓歌校长就让我教初中毕业班(当时初中是两年制)语文,还兼初一政治。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那时流行“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一个回乡高中生,能把自己所学教给学生,精神上是非常充实和愉快的。生产队每天记最高的十分,每月还有六元补助。
  1979年秋我在淮阳师范读书时,因为要给79级新生腾地方,学校要我们提前离校回去实习,我被分配到商水县舒庄高中。语文组长王来老师指导我备课,在淮师曾听过豫东名师郎笑天讲鲁迅小说《药》的录音,所以我就选《药》作为我实习时的试教课文,效果颇佳。1980年4月分配到化河完中后,还曾被借到化河小学代小学语文。秋季开学后,先是教一学期初二语文,接着教一学期高二语文。我在化河虽然时间不长,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课居然都教过了。
  河南教育学院毕业后,在周清臣副校长力荐下,我被调到商水县高中当语文教师。该校是全县最高学府,李富昌校长是一忠厚长者,威望很高。当我满怀忐忑跟他说想考研究生时,他竟满口答应,说年轻人想深造是个好事,特意交代教务处只给我安排高二年级一个班的语文课,而且不兼班主任。我心存感激,一面认真教书,一面埋头读书,潜心准备研究生考试。暑假到河南大学旁听研究生辅导课,学校也按出差进修报销差旅费,甚至连买的参考资料也给一并报销。当时语文教学讲究“以纲为纲、以本为本”,即以教学大纲为纲,以课本为本。往往是时代背景、作者介绍、生字生词、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这样一路讲来。虽然也是讲授式,但由于我常在讲解时旁征博引,不时用一些英语单词句式进行中英文的比较,学生既感到惊奇,也很佩服。我上课也不拖堂,常使学生感到意犹未尽。虽然不当班主任,也与同学一道跑操,又使师生关系甚为融洽。年轻同事对我经营“自留地”颇有微词,我每以乡先贤陈涉“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聊以自慰。偶然看到于漪、陶本一主编的《中学语文备课手册》,如获至宝。1984年,河南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年会在商水召开,主持人为周口师专萧士栋教授,见到从北京请来的章熊、时雁行等名师。随着对古汉语学习的逐渐深入,我开始试着写些小考辨短文。比如,由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受到启发,就秦牧《土地》写的《“野人与之块”辨》发表于《语文教学之友》,由张汝舟《古代天文历法论丛》受到启发,就《孔雀东南飞》写的《刘兰芝“举身赴清池”时间考》发表于《周口师专学报》。收到《周口师专学报》七元稿费,特意买了一套茶具作为纪念。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青海师范大学做了三年学报编辑,具体负责语言学、文学、哲学等版面的编辑。青海地处偏远,学术环境较差,但因在学报工作的便利,不仅能看到全国各地交换来的学术期刊,还与不少同行建立了联系,反而凭着天时地利,进入科研“高产期”。1990年以“方以智及其《通雅》研究”申请到青海省古籍整理项目,1991年又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也坚定了我考博士的决心和信心。
  三、编语文教材
  1994年博士毕业时,面临着职业的选择。要么继续做研究,要么做相关的业务工作。前者意味着要把自己关在书斋,心无旁骛,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后者则可以用自己所学,为社会做些实事,生活条件也好些。还有一个想法,最好能把过去当中学语文教师、做编辑积累的经验派上用场。加上爱人也在读博士,女儿要上小学,权衡再三,刘坚先生建议我到人教社,虽说是做编辑,但研究氛围浓。像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隋树森、吴伯箫、王泗原、张中行等先生,学识人品均为学界称道。
  报到后,第一次拜望张志公先生,他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学术委员会主任身份表示欢迎,后来与刘国正、张定远、顾振彪等前辈逐渐熟悉起来。我在人教社主要参与主持编写了几套教材:一是1997年版“两省一市”高中语文教材,顾振彪、温立三和我共同主编,1997年开始在山西、江西和天津试验,2000年在全国推广,并于2000、2003年做过两次修订。二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顾振彪主编,温立三和我任副主编,于2001年开始实验,使用至今。三是人教版课程标准高中实验教材,袁行霈主编,温儒敏和我任执行主编,于2004年开始使用,使用至今。四是统编初中语文教材,温儒敏总主编,我是主编之一,目前还在进行中。
  四、研究语文
  我研究语文也是从进入人教社以后才开始的。人教社本来是我国从事中小学课程教材研究编写的专业出版社,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课程改革,包括教学大纲的制订、教材编写和教师培训,都是人教社代表教育部直接主持的,因而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学科专家。1983年,为了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教育部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教社合署办公。所以,人教社的编辑同时又是课程教材研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除申报国家课题外,课程教材研究所每两年举办一次中青年论文大赛,我先后参加了两届,均获一等奖。在编写教材之余,我还出版了几本专著。
  说到研究语文,不能不提到我与中语会的缘份。人教社与全国中语会有着深厚的渊源。1979年中语会在上海成立时,第一任会长就是曾任人教社副总编辑的吕叔湘先生,名誉会长叶圣陶,副会长张志公、吴伯箫。我到人教社工作时,刘国正是理事长,张定远是秘书长。在他们二位的提携与鼓励下,我开始加入中语会,先是副秘书长,后连任两届秘书长,再忝列理事长,使我得以近距离接触语文名家,转益多师,开阔了学术视野,也激励着自己不断进取。
  五、我的几点体会
  人生有多种选择,并不是每一种选择总能使人如愿以偿。但对我来说,语文不仅是安身立命之本,也已成为生活甚至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机遇与挑战,也有着太多尴尬与无奈。作为个人,我们无法改变社会,也改变不了现实,甚至也不能改变周围的人,唯一能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无论身处何地,置身何境,有梦想就有希望。有梦想还要有行动。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
  2.语文教育研究须接地气,不尚空谈。语文教育是基础教育,重在给学生打基础,语文教育研究固然要吸收世界母语教育先进经验,但归根结底,还要立足在广袤而深厚的中华大地上,实事求是,求真崇实,不故弄玄虚,更不崇洋媚外。一要走民族化、科学化、现代化的改革之路,二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解决语文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这理论那学说,这宗那派,均应拿来主义,为我所用,而不能乱花渐欲迷人眼,乱了自己方寸。
  3.语文教学最重要的是让学生热爱祖国语文,享受语文学习的成功和快乐。语文教学要教会学生识字写字、阅读鉴赏中外名著,自主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清通流畅地交流彼此的思想感情,教师就要真诚地用爱心对待每一个学生,不做作,不敷衍,不放弃,帮助他们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自学语文的良好习惯,培养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
  4.语文教材编写要符合语文教学和师生实际。既要让老师明白语文教什么怎么教,也要让学生知道语文应该学什么怎么学。目标明确,内容科学,顺序合理,形式活泼,朴素淡雅。一册在手,一股浓郁的中华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同时还要想方设法,使学生摆脱“应试教育”的羁绊,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沉淫其中,爱不释手,习焉不察,水到渠成。阅读品位自然提升,语文素养水涨船高。
  5.语文人累并快活着,充满激情,富有情趣。语文教育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繁重。课程要改革,教学要创新,费心劳力,艰辛备至,同时也拥有尊严,充满乐趣。因为我们的工作就在于给人知识,启人智慧,教人向善,启迪心智,砥砺精神,完善人格,净化心灵。古语有“经师即人师”之说,语文人做的就是“人师”的工作。传道授业,释疑解惑。阅读写作,立德树人。三尺讲台,挥洒汗水。桃李天下,功在千秋。

《我的语文缘》有3个想法

  1. 特别认同先生讲的“语文教育研究须接地气,不尚空谈”这一点,空谈误国,空谈误语文,歪门邪道害语文。我也在中原出生成长,虽然您所经历的我未曾经历,但读来仍感亲切与熟悉。向您学习,热爱语文、教好语文。丁之境

  2. 问候顾老师好!读您的文章,了解您的经历,感觉非常质朴、亲切,和您的为人一样。[quote][b]以下为顾之川的回复:[/b]
    谢谢曹老师![/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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