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及当代意义

民国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及当代意义


顾之川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已有百余年历史,语文教材的历史更为悠久。我们今天编写语文教材,固然需要“拿来主义”,借鉴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母语教材编写的成功经验,更需要总结梳理我国百余年来语文教材编写的经验教训,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民国时期(1912~1949)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发轫期。辛亥革命在国家制度层面为中国民众勾画了现代民主共和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白话取代文言。清政府学部改为教育部后,陆续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审定教科书图书规程》等,从而为民国语文教材的繁荣奠定了时代、社会与教育制度的基础。
  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的重视,民国语文教材研究也逐渐成为语文教育研究热点之一。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等课题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一大批现代文学、语文教育学专业的硕士、博士论文以民国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涌现出一批优秀研究成果。然而,民国语文教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哪些经验值得吸收,哪些教训应引起吸取,恐怕更应引起学界注意。
  一、民国语文教材的基本情况
  1904年清政府颁布新学制,语文单独设科,设立编译图书局,出现了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批语文教材。整个民国时期,中西文化碰撞交融,学术思想活跃,带来教材文化的繁荣。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统计,民国时期,仅中学国文教科书就达100余种。小学国语教材应当更多,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目录就有100余种。从教材的编写出版体制来说,民国时期基本上沿续清末的“审定制”(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趁机推行部分教材“国定制”),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以参与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只是编出来以后,要由教育部组织相关专家审查,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出版社和编写人员的积极性。从语文教材的出版机构来看,民国时期教科书出版主要集中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出版社、世界书局四大语文教材出版重镇,还有众多的书局、学社、书店从事教材编写,如设在上海的民智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北新书局、大东书局、新亚书店、中华编译社、中学生书局,设在北平的立达书局、文化学社,设在南京的南京书店、正中书局,设在长沙的宏文图书社、湘鄂印刷公司,等等。教材市场完全是放开的,似乎没有什么限制。从语文教材编写队伍来说,有大学教授,如编《中学国文读本》的林纾为京师大学堂教授,编《中等学校国文读本》的刘宗向为湖南大学教授;有出版社编辑,如编《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吴曾祺、编《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的许国英、编《基本教科书国文》均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编《国语文类选》的朱文叔(即朱毓魁)为中华书局编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创造国文读本》的徐蔚南为世界书局编辑;有学者,如编《新制国文教本》的谢蒙(字无量),编《中华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刘法曾、姚汉章,刘是历史学家,著有《外史蒙求》《清史纂要》,姚汉章为姚文元祖父,时任中华书局师范部主任。有中学国文教师,如编《白话文范》的洪北平、何仲英均为南开学校国文教师,编《初中国语文读本》的孙俍工、沈仲九,以及陈望道等都是浙江一师教师,编《语体文作法》《国文评选》的高语罕是安徽省立第五中学教师。当然,也有集教师、编辑、作家、学者于一身的教育家,如叶圣陶、夏丏尊等。
  二、民国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
  语文教材编写,必须贯彻国家语文教育的方针,落实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民国时期尽管教材编写环境较为宽松,但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却是非常明显的。
  1. 语文教材要着眼于立德树人。
教育的首要目标是“立德树人”,语文教材在育人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当然要为这一目标服务。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后又以“三民主义教育”取代“党化教育”,1929年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许国英、谢蒙等人强调“保存国粹”,刘宗向等人主张进行“厉行明史”,无不强调语文教材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1932年,毁于“一•二八”战火的商务印书馆同人,提出 “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傅东华编出《复兴初中国文》,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中心,注重救国雪耻教育。陕甘宁边区编写的语文教材,有些就采取语文和常识混合编写的模式,既教语文,也教当时生产和生活实际所需要的科技和生产常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编写供华侨学生用的语文教材,内容着重介绍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民勤劳智慧,以激发侨胞子女的爱国信念。
  2.语文教材必须注重实用。
  语文教材必须注重实用,是民国语文教材的又一重要特征。朱文叔编的《初中国文读本》有意淡化文艺文,增加记叙、说明、议论等普通文和应用文,就是这种编辑思想的反映。教育家黄炎培更明确指出:“读本材料,全取应用的。作文力戒以论人论事命题,多令作记事记物记言等体(记物,置实物于前为题,或令写实景),尤多作书函(正式书函,便启,通告书均备),或拟电报(书函兼授各种称谓及邮政章程。电报兼授电码翻译法,电报价目表等。旧时《宦乡要则》,今之《官商快览》,以及坊间印售之日记册,附载各种,实包有无数适于应用之好资料),习写各种契据。书法注重行书。”“自社会困于生计,于是实业教育问题惹起一世之研究。一般论者,谓将以教育为实业之先导,不得不以实业为教育之中心。”他在《中国文之新教授法》中说:“国文宜注意日常应用之文字。于教科书外,随时宜利用新闻纸、广告、契据、书信、明信片等各种社会惯见之印刷品,以广其应用,但以合于儿童程度都为限。”
  3.注重教材的文学性和趣味性。
  语文教材的读者对象是中小学生,注重教材选文的文学性和趣味性,是教材编者必然要考虑的。民国初期白话文还不受重视,语文教材以中国古代文章为主,而且以文为正宗,很少选诗词。罗庸在《我的中学国文老师》中回忆,他上中学时的教材“是林纾选《中学国文读本》,商务版,线装。第一册是清文,以下明元宋唐倒溯上去,最后是《战国策》和先秦诸子。选文的主体自然是归(有光)、方(苞)、姚(鼐)、曾(国藩)和唐宋八大家。钱基博《〈初中中国文学读本写目〉说明书》:“中国文学,当然是文言文学,这个理由很简单。……给学生精读的一种中国文学读本的选材,当然以纯粹的中国文言文学为主体;语体文不必选,翻译文更不必选。”徐蔚南在《关于初中创造国文读本》中指出,语文教材应以培养阅读习惯和欣赏兴趣为主,“因为愈是高级的书报,愈是严肃,愈是不肯迁就人,那就愈难养成阅读的习惯;愈是优良的文艺,愈是高洁,愈是淡远,那就是愈难养成欣赏的兴趣。”所以,他编的《创造国文读本》“重文艺,多小品”。至于小学语文教材则以儿童文学为主,更能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朱晸暘、俞子夷在《新小学教材研究》中说:“近年来国语读本中材料,大多数是儿童文学。目标并举阅读能力与阅读兴趣。”
  4.注重读写能力训练。
  读写结合,通过读古人的好文章,使学生学会写作,是培养读写能力的便捷途径。刘法曾、姚汉章《中华国文教科书》“编辑大意”:“中学校学生,国文程度渐深。急宜授以古人作文义法。”“意在使读者稍知古人之体裁门径。”王伯祥编的《开明国文读本》(1932)也突出文章作法。”到叶圣陶、夏丏尊编的《国文百八课》,以读写技能训练为宗旨,“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与称赞。叶圣陶多次说过:“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
  另外,在一些中学名校,一般还有自编的校本教材,如北平崇慈女中、师大附中、苏州中学、复旦大学附中、东南大学附中、南开中学等,这些教材,更是以扩大阅读视野、训练读写能力为主。高中多是给学生开书目,如长沙明德中学给高一年级开的阅读书目有:《常识文范》《青年修养录》《白话文学史》《欧洲文艺复兴史》《中国小说史略》等17种,要求高一上选读100万字,高一下选读150万字。
  三、民国语文教材的当代意义
  民国语文教材是一座蕴含丰富的矿藏,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宝藏。研究民国语文教材,当然不必追求所谓“民国范儿”,更不是要“回到民国”,而是要注重挖掘其当代意义,鉴往知今,作为今天编写语文教材的借鉴与启示。
  1.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是繁荣教材文化的基础和条件。
  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引自《深蓝财经》2013年9月3日)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学术文化研究,离不开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主流价值观、舆论氛围、教育生态、教材编写出版机制及审查制度等是决定教材文化繁荣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教材质量提高的根本保证。语文学科与社会现实联系更加密切,社会关注度高,语文教材更是如此。营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环境,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
  2.语文教材编写需要大批一流学者加入。
  民国语文教材之所以出现繁荣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有一支庞大的高水平教材编写队伍。许多一流学者加入到语文教材编写队伍,或编写,或校订,或审定,或指导,或撰文演讲,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林纾、顾颉刚、周予同、陈望道、叶圣陶、黎锦熙、黎锦晖、何仲英等。朱文叔编《初中国文读本》时,“特约多人,按照初中程度,分别撰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之文字,编入各册,藉矫从来偏重文艺文之趋向”。所约之人,除顾颉刚、闻一多、陆费逵、黎锦熙、刘复等人文学者外,还有著名心理学家张耀翔、“中国医学的播种者”余云岫、气象学家竺可桢、动物学家陈兼善、物理学翻译家周昌寿等。正是他们的身体力行,带动了重视基础教育与教材的社会风气。反观当今学术界,中小学教育似乎是“小儿科”,难登大雅之堂。研究型大学往往把精力放在高、精、尖的科研项目上,师范类高校也力图“去师范化”,比院士数量、比国家级课题与科研成果的规模。新课改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不少高校纷纷成立语文教育研究机构,众多大学教授关注中小学语文教材。但总的来看还远远不够,与民国时期相比,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还有不小差距。
  3. 语文教材编写应注重语言文字的实际运用。
  中小学属于基础教育,基础教育重在给学生打基础。胡适主张要用“看书”代替“讲读”,提倡整本书的阅读。他还给中学生开过一个“最低限度阅读书目”,要求高中生最少精读、略读各8种名著,而且要让学生“自己翻查字典,自己加句读,自己分章、分节”(《中学国文的教授》)。结果连他自己也承认“很像是完全失败了”,但他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没有相当的设备”(《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朱自清认为,“实际上学生读那些课外参考书的,截止现在,似乎还不多”。“大体还是以选本为主,只不过让学生另外知道些书名而已。选本势力之大,由此可见;虽反对选本的人也不能否认。”(《论中国文学选本与专集》)新课程实施以来,不少高校教师亲身加入中小学语文教学,或编教材,或指导教学,或发表文章,大大改变了语文教育研究生态,但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着“居高而不能临下”,“可爱而不可行”的情况。
  4. 语文教材应以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为主。
  民国语文教材在价值取向上,曾有过不同模式的探索。有保存国粹、厉行明史、古文作法的编法,有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学教材,也有文章体制、文学源流甚至党化教育教材,但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最后还是以叶圣陶等人倡导的以阅读与写作技能训练为主要内容的教材观最为人们所称道,以至“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成为我国语文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我们今天语编写语文教材的主流,应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语文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期)

《民国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及当代意义》有1个想法

  1. 民国的教材,有值得研究的内容,但也应该注意,民国教材也有偏狭之处。相对于民国的教材,其实民国时期的教学研究更值得现在的语文界予以关注。甚至,应该做好重写语文教育发展史的准备。[quote][b]以下为顾之川的回复:[/b]
    的确如此。[/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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