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缕曲 并序 刘征

金缕曲   并序 刘征


  王君世堪,曾任广西教育学院院长。侠骨热肠,笃于交游。数十年致力于语文教育研究,造诣甚深。时有创见,令人耳目一新。与余持论相契。来往不多而心中常有,君子之交淡如水而醇于酒也。去年春,君许诺赠我手杖。及冬,君竟溘然辞世,教坛同悲。病危之际,君嘱家人必以杖致我,以践前诺。今年春,君之公子飞峙,送杖来。杖有二,一龙头杖,一德国造登山杖,均极精佳。呜呼,王君!欲说声谢,而君不闻矣。此情此谊,又岂是一个“谢”字了得!
  千里传一杖。问何曾,高山流水,于今绝响。永诀长离生死际,一诺千金不忘。犹念我步多踉跄。世路崎岖人老矣,陟龙蛇虎豹需依傍①。杖在手,泪盈眶。  柳风花影西湖上。向杯边,说文谈语,气豪神旺②联步高歌曾有约,北海银滩碧浪。竟渺渺孤云浩荡。筇竹无声泣风雨,有袈裟谐句谁同赏③?歌金缕,默惆怅。


                       2010年3月


  注:①用东坡语
   ②多次与君纵谈语文教育,西湖笔会上听君高论,印象深刻。
   ③我与老伴游常州之天宁寺,诗中有“老妻不许买袈裟”之句。君激赏,每谈及之则相与大笑。

在“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上的致辞

在“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上的致辞


(2010年3月28日,浙江金华)


尊敬的王尚文先生:
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刚才全国中语会理事长苏立康教授的书面发言,我完全同意。这次“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是由浙江师范大学浙派语文教育研究中心发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会联合举办的。从以上主办单位可以看出,这次论坛的设计很有创意,具有鲜明的特点,实现了几个方面的“结合”:
  一是中学与大学的结合。论坛的主办者是大学的专家学者,研讨的却是中学语文教学问题。一方面,中学语文教学迫切需要大学专家学者的学术引领;另一方面,大学教师也有必要深入了解、接触中学教学的实际,才能避免过去那种“居高而不能临下”“可爱而不可行”的状况;二是语文与教育的结合。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新语文教学”,到会的不仅有语文教育工作者,由于浙江师大教师教育学院的加入,还特别邀请到部分教育专家,裴娣娜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也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分会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相信能给论坛教育学理论上的指导;三是语文教育理论与语文教学实践的结合,到会的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一线的中学语文教师、教研员,也有理论工作者。特别值得一提的,部分在教育界、语文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报刊,如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课程·教材·教法》,语文出版社《语文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语文学习》,江苏教育出版社《新语文学习》,四川省教科所《教育科学论坛》,《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以及《中国教育报》驻浙江记者站,浙江教育报刊社《教育信息报》,浙江师范大学《中学语文报》、《语文教研》,等等。这些媒体同仁的热情参与,一定会为论坛增光添彩;四是大陆与港台的结合,论坛还特别邀请到香港中国语文教学专业发展学会、台湾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同行参加,也会给我们带来港台同行的教改信息。有了这几个结合,我相信这次论坛一定会取得积极的效果。全国中语会是一个以中学语文教育教学为研究对象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我会第一任理事长吕叔湘先生曾说:研究会就是要搞研究。与高校合作举办论坛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全国中语会经过认真研究,也把这次活动也被列入全国中语会2010年工作计划。
  在我看来,举办这次“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改进语文教学,促进语文教学健康发展。论坛邀请到这么多在高校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特级教师和媒体参加,共商语文教学的大计,期待能把准脉,开良方,摸清当前我们语文教学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办法。
  二是有利于对新课改的反思。新课程从1999年开始启动,2001年实施义务教育新课程,2004年开始实施高中新课程,至今已走过十年历程,广大教育工作者也从最初对新课程的学习领会逐渐进入反思和再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年来,新课程究竟给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来了哪些变化?哪些是积极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哪些是消极的,必须纠偏的,应该也有必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是其是而非其非”。我们注意到,从王策三《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2002)、王本陆《当前课程改革的理论之争》(2006),到查有良《新课程需要“软着陆”》(2006)、郭华《新课改与“穿新鞋走老路”》(2010)。教育学理论工作者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语文新课程。
  三是有利于宣传“浙派语文”。浙江是我国的文化大省,教育强省,为我国语文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据统计,元明清三代,浙江一省的文学家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20世纪初,有王国维、章太炎、鲁迅,有北京大学三位著名校长(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如果说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那么,位于绍兴上虞的白马湖,无疑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圣地”。一批大师级文化名人,如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茅盾、俞平伯、陈望道、李叔同、丰子恺、柳亚子、刘大白、胡愈之、张元济、张大千、黄宾虹等,都曾在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留下足迹。80年代以后,林伟彤、陆鉴山、吕正之、张传宗、张春林等前辈, 近年来,以王尚文先生(还有已调离浙江的王荣生、李海林)为代表,聚集了倪文锦、王光荣、王松泉、蔡伟、郑逸农、黄伟一大批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大学教授,中学语文界胡勤、沈江峰、储树荣、朱昌元、邓彤、金新竽等,在全国都产生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浙派语文”应运而生,与以孙绍振先生为代表的“闽派语文”遥相响应。“浙派语文”的“守正、务本、求活”,也与“闽派语文”的“求实、创新、去蔽、兼容”异曲同工。
  《三国演义》曰:“那日,东南风刮得很猛。”我们期待着,由“闽派语文”、“浙派语文”刮起的这股语文教育改革之“东南风”,以这次“新语文教学尖峰论坛”为契机,风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劲,越刮越猛,并且吹向全国,吹遍神州大地。

俄罗斯纪游

俄罗斯纪游 


人教社中语室 顾之川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莫斯科曾经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令人神往。它不仅是我们最大邻国的首都,更因为在精神文化上与我们有着太深、太浓的牵连。从苏联到俄罗斯,从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1955年2月—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1982年11月),到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1991年12月26日)、叶利钦(1991年12月—1999年12月31日)、普京(1999年12月31日至今),从昔日的“苏联老大哥”,到今天的“战略合作伙伴”,苏俄文化曾在各个方面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想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以至于在很多重要场合甚至家庭的中堂上都挂着马、恩、列、斯、毛的画像;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彼得大帝,气壮山河的莫斯科保卫战;保尔·柯察金“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的谆谆告诫,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的台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的悠悠旋律,更有托尔斯泰笔下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肖索洛夫的《静静的顿河》,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夜》,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希金的诗歌以及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等,都曾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憧憬和想象。记得在语文课堂上范读高尔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曾使自己和学生深受感染。研究生考试时,有一道文学常识题是辨别“列夫·托尔斯泰”和“阿·托尔斯泰”。后来学习语言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成为中国语言学理论的经典文献。还有近年来在工作中不断遇到的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契诃夫、屠格涅夫、“红领巾教学法”……俄罗斯及其莫斯科留下了太多的厚重与飘逸,古典与现代。那里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更有蓝天、雪地,城堡、剧院,和那令人沉醉痴迷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正如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曾写道:“莫斯科!对我们来说,这一声呼唤里包含了多少东西啊!”今天,莫斯科人自豪地宣称:“莫斯科不是一个城市,莫斯科是一个世界。”尼古拉·卡拉姆金建议:“想要了解莫斯科,请到莫斯科来。”只是一直无缘,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终于在2007年的深秋,有了一次走近莫斯科的机会。
  2007年是“中俄文化交流年”,开展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举办“中俄中学生汉语——俄语联欢节”。联欢节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报名,俄罗斯学生用汉语作文,中国学生用俄语作文。两国各选出20名进入复赛。第二阶段比赛在中国举行,各选出10名进入决赛。11月18日下午,赴俄代表团一行16人到逸夫会议中心参加集训。所谓集训,无非是有关领导就此次对俄交流概况、出访任务、出访纪律等提出要求。会上还特别提到到了国外要特别注意人身安全,提防“三只手”。经常听朋友讲起在国外被抢被盗的经历。与朋友们说起要去俄罗斯时,大家首先叮嘱的就是一定要注意防小偷,“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19日我们乘俄航SU574航班(7:00-11:00)赴莫斯科。北京与莫斯科有5个小时的时差,实际上空中飞行8.5小时。当地时间11:00,我们乘坐的飞机顺利到达莫斯科机场。据说由于近年来中俄交流日渐增多,光在莫斯科学习的就有7000人左右,公务、经商、旅游的就更多了,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违法乱纪的事情也逐渐多了起来,俄方对中国人的审查也就愈加严格。有经验的人说,到了俄罗斯不能着急,“集训手册”中特别说明:“鉴于俄罗斯的工作效率,入境时请耐心等待”。去年《神州学人》的编辑采访时,曾有过2.5小时的过关纪录。想起几次出国经历,最快捷的是去日本,在东京成田机场过关时,根本无需排队,大约也就两分钟就顺利通过。去美国在底特律入关,也就10多分钟就顺利通过。这次我们却等了大约30分钟,最后整个出站大厅只有我们一行人了,所幸下一个航班的乘客出来了,才陆续通关,否则不知道还要等多长时间。我在想,如果说所谓俄人办事效率低,为什么被卡的总是中国人呢,不知是偶然还是惯例?
  出了机场,主办方有人来接。机场在莫斯科东北部,而普希金语言学院却在莫斯科的西南部,等于穿过莫斯科全城。雪后道路,泥泞难走,车子又多,走走停停。自然会影响到大家的情绪,哪知大轿车中途又出了故障,满车的浓浓白烟和刺鼻气味。司机只好停下检查,终也没有找出毛病,只好继续赶路,大家无可奈何,掩鼻而行。就这样在时刻担心出事的紧张与恐惧中,车子总算到达目的地。普希金语言学院以“俄罗斯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命名,莫斯科另建有普希金广场、普希金艺术博物馆和普希金博物馆,足以证明俄罗斯人民对这位诗人的喜爱。学院建于1967年,是俄罗斯对外俄语教学与科研的主要基地和中心,类似于北京语言大学,只是规模要小得多,教师只有150人,但有100多名教授具有博士学位,34名教授拥有科学博士学位,还有多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与国内高校比,似乎显得简约、朴素,既没有校牌、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大门。大概国外的大学都是如此。那次去美国参观哈佛大学、马省理工学院,似乎也是如此。正如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言:“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大也。”
  午餐后,观光俄罗斯市容。导游是一老年男性,看样子很是敬业,一路上不停地介绍,可惜俄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能听别人间或翻译一两句。走马观花地参观了莫斯科大学,为纪念俄军打败拿破仑而修建的凯旋门,马戏剧院,国家图书馆、克里姆林宫、红场等景点。车子在莫斯科大学门前的观景台和克里姆林宫旁边停下,拍照留念。观景台位于麻雀山(曾名列宁山)上,左边的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的最高学府,建于彼得大帝时期的1755年,创建者是俄罗斯科学泰斗罗蒙诺索夫。位于校园中心的尖顶主楼据说有一万多个房间,当年斯大林亲自参与设计修建的,与后来看到的乌克兰饭店、俄外交部大楼等七大“斯大林式建筑”,是原苏联建筑艺术的经典。右边可以俯瞰莫斯科全景。莫斯科河和克里姆林宫尽收眼底。车到红场时,华灯初放,灿烂辉煌,尽管小雪伴着寒风,让我们着实体验到俄罗斯的寒冷,孩子们还是掩抑不住兴奋与激动。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上,可以看到依次排列的五角星,在灯光的辉映下,像闪光的红宝石,红光四射,无比壮观。据说每一个五角星都在1吨以上。这里的建筑历经几百年而完好无损,至今还在使用。可谓古典与现代交汇,历史与文化共鸣。砾石铺就的红场已有500多年历史,其知名度可以与天安门广场媲美,但面积却只有天安门广场的1/5大。原名“托尔格”,意为“集市”,1662年改为“红场”,俄语中意即“美丽的广场”。红场上正在施工,不知是为下月的杜马选举还是为圣诞节作准备。东侧的“古姆”国立百货商场,建于1893年,现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十家百货商店之一。
  20日上午是开幕式。会标是俄罗斯、中国、墨西哥、芬兰四国国徽标志,最上方有普希金的头像,想来应该是普希金语言学院的院徽吧?旁边有俄罗斯的双头鹰国徽,双头鹰本是古拜占庭帝国皇室的徽号,15世纪莫斯科“第三罗马”时期的伊凡三世(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沙皇伊凡雷帝的祖父)用来作为自己国家的徽号,寓意俄国领土横跨欧、亚两大洲,兼有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渊源,代表着丰富、矛盾的民族性格。这也是俄国最早的国徽,苏联时期改为镰刀斧头形状,苏联解体后才又恢复原来的国徽。开幕式除了例行的领导致辞外,主办者特意请来莫斯科艺术学院的学生前来助兴。演员从8岁到25岁,有30多人。节目主要是歌剧和芭蕾舞,如音乐奇才柴可夫斯基的名曲《叶甫盖尼·奥尼金》(想来应该是根据普希金的长篇同名诗歌改编而成吧?),《吉赛尔》《唐·吉诃德》等,亦有俄罗斯民间舞蹈。看着这些衣着光鲜、长袖善舞的俊男靓女,让人不禁想起50年代红遍全国的舞后乌兰诺娃,有人称之为“没有芭蕾的世界是不完整的世界,没有乌兰诺娃的芭蕾舞是不完整的艺术。”后来在新圣女公墓,还特意参观了乌兰诺娃的墓。因为不大懂舞蹈艺术,只是觉得这场演出,演绎着欧洲歌舞艺术的精美,一场奢华的视觉盛宴。整个开幕式隆重、热烈,同时又不乏轻松、活泼。下午是比赛。比赛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与提问,中国学生与俄罗斯学生自愿结成一组,各自用对方语言介绍本国的一个旅游城市,再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第二部分是从事先准备好的10道题目中任意抽取一道,进行情景对话。最后选出三名优胜者参加决赛。俄方有一学生玛卡娅本来已入选决赛,自己主动提出,要让给另一同学。我问她为什么,她一脸真诚地说:“我的中文说得不太好,她说得比我好。”相比之下,中国学生明显很看重比赛的名次,没被选上参加决赛的情绪明显低落。其实,这只是一次联欢节,一次交流活动,并不像体育场上的竞赛。比赛名次并不重要,重要的到俄罗斯参与了这次活动。
  21日上午,参观克里姆林宫。导游是一位老太太,讲解很详细,可惜我们不懂俄语,颇类俗语所说的“傻子看戏”。从入口处的缓坡进入游览区,旧砖漫地,类似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只是砖要小些,颇具历史的沧桑感。游览区与普京等政府首脑办公区就隔一条路,中间有警察值守,边界处有人鸣哨提醒游客。莫斯科的博大精深、深厚的文化底蕴,就隐藏在这些闻名遐迩的艺术与建筑这,隐藏在这破旧的一砖一瓦中。克里姆林宫集建筑的雄伟壮丽与政治的深邃凝重为一体。既是最高权力中心,又是一座宏大的博物馆。众多高大华丽、气宇轩昂的教堂、宫殿和塔楼,被誉为“世界第八奇景”。莱蒙托夫这样写道:“克里姆林宫蜿蜒绵亘的城墙、幽暗的甬道、流光溢彩的殿堂,这一切都无法用笔来描述,亲自去看,去看吧!让它们自己,把所有的感觉告诉你的心灵和想象!”我们参观了圣母升天大教堂、 “钟王”、 “炮王”等景点。圣母升天大教堂建于16世纪的伊凡三世,历时五年,后来成为莫斯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历代大主教和全俄罗斯牧首死后都被安葬于此。“钟王”重201吨又168公斤,《美国百科全书》称之为“从未敲响的钟”。钟体曾在一次大火中被烧裂,掉下的一小块也有11吨,现放置在母钟旁边。“炮王”又称“俄罗斯枪”,重40吨,也从未打过一次炮。下午又先后参观了列宁墓、无名英雄纪念碑、朱可夫将军像等。列宁墓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用深红色大理石筑成,面向红场,庄严肃穆。我在想,同样是革命领袖,列宁依然安卧于此,而死后埋在列宁墓里的斯大林却被迁出。据说近年也有将列宁墓迁出红场的提议,普京因担心会伤害一代人的思想感情而作罢。客观地说,苏联共产党统治的70年,俄罗斯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可与华盛顿分庭抗礼的工业强国,列宁、斯大林功不可没。但是,斯大林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搞所谓“大清洗”,据说被杀的人,与苏军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将士数量不相上下。英国传记作家艾撒克·多依彻称斯大林“从正面看是列宁的子孙,从侧面看是伊凡雷帝(俄罗斯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的子孙。”无名烈士墓位于红场西北部,扁平的大理石墓碑上的五星形火炬盆中燃烧着“长明灯”,石碑上刻着“虽然你的名字不为人知,然而你的功勋永垂史册!”前面摆有鲜艳的玫瑰花,说明俄罗斯人对自己国家民族英雄的尊敬与热爱。
  接下来的两天是俄国司机和中国导游带我们参观游览。导游小韦,山东淄博张店人,蒲松龄的同乡,现为莫斯科通讯工程学院在读经济学研究生。车子沿莫斯科河穿城而过,途中经过彼得大帝站立船头的巨型雕像,是为纪念彼得大帝创建俄罗斯海军350周年时修建的。彼得大帝(1689年—1725年执政)被称为“俄罗斯帝国之父”, 马克思曾称之为“雄才大略的伟人”。最令人佩服的,是他能放下沙皇之尊,化名彼得·米哈伊罗夫,以下士的身份随使团出访西欧,甚至在荷兰造船厂当了6个月学徒,恐怕没有哪一个政治家能做到。谢尔基耶夫位于莫斯科东北70公里,是俄罗斯金环城市之一。建于14世纪40年代。现在是国家历史博物馆的一部分。这里的三圣大教堂也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
  24日,游览胜利广场。广场包括胜利公园和卫国战争博物馆,是1995年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而修建的。胜利女神纪念碑是一支步枪上的刺刀形状,前面是一手持长矛屠龙的骑士,刺刀双面的浮雕上,从下到上,依次绘着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年份、地点。整座纪念碑高141.8米,象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卫国战争1418个战斗的日日夜夜。前面5层台阶上,分别刻着“1941”至“1946”,每一层代表战争的一年。胜利广场向东,马路正中,是凯旋门。据说当年法国人就是从这里进入莫斯科城的。拿破仑气势汹汹,宣称要踏平莫斯科。但到莫斯科时,正是隆冬季节,零下53度,恰如天助,法国人衣着单薄,冻死无数,最后只好撤兵。
  要说对莫斯科的印象,我认为最突出的是“五多”。一是“树多”,全市有11个自然林区,89个大型公园,400多个小公园、800多个街心花园,绿地占全市面积40%,人均绿地30多平米,无愧于“绿色的都市”称号。二是“车多”,莫斯科有钱人多,到处停满了汽车,平均每3个人就有一部汽车,这也使莫斯科的交通拥堵,竟比“首堵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使馆教育处L先生说,性子再急的人,只要在莫斯科生活几年,也会变得很有耐心。我们看马戏那天,20分钟的车程就走了1.5小时,以致迟到半小时。但令人感慨的是,莫斯科的有车族,除加油外,没有任何停车费、过路费、过桥费、养路费、车船使用税等收费项目。汽油92号19.7,95号20.7,98号22,算起来与国内的油价相差无几,而且各个加油站的价格不一样。三是“教堂多”,我们参观最多的就是东正教堂,各式各样的都有,既庄严肃穆,又美仑美奂,教堂联系着政治、信仰、文化、艺术,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四是“艺术品多”,不要说参观过的特列季亚科夫画廊、克里姆林宫的建筑与收藏品,单是街上随处可见的城市雕塑、纪念碑等,无不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气息。甚至连新圣女公墓里的死者牌位,都是造形各异、生动传神的雕塑艺术品。这个类似于北京八宝山的地方,完全可以说是一座雕塑艺术博物馆。俄罗斯人高大魁伟的身躯、宽广豁达的胸怀,慷慨、豪爽而忧郁的性格,坚韧、顽强的毅力,超强的天赋和创造力,在这些艺术作品中充分表现了出来。五是“美女多”,俄罗斯美女闻名遐尔,身材修长,明目善睐,婀娜多姿。有国人仿“云南十八怪”“陕西十八怪”,总结出“莫斯科十三怪”,其中就有“姑娘比小伙长得帅,十六七岁生小孩,三十多岁当奶奶,干活都是老太太”。信哉斯言!

就中学语文教材中科学类作品答记者问

就中学语文教材中科学类作品答记者问


顾之川 


  问:现在的中小学教材为什么要大刀阔斧地增加科学内容?这些科学内容的编写及审定是由哪些人负责的?
  答: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这也是建国以来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这次课程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教育部制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这次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培养新一代公民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在教学内容上,要求突出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培养青少年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倡导从小学科学、爱科学,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培养新一代公民的需要。教育是学生学科学、爱科学、培养科学兴趣、增强科学素养熏陶的有效途径。让学生通过教科书多接触一些科普、科幻、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对他们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中学语文教学应该也必须关注科学内容,培养学生阅读科学类文章的能力,筛选信息的能力。从学生的实际来看,当今的中学生也喜欢读科学类作品。语文教材编选自然科学类作品,主要目的不在于传授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在于让学生受到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方法的陶冶。正在实验的课程标准初中语文实验教材,按“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大板块组织单元,其中“人与自然”的大部分内容都与科学有关,正在编写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问:人教版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有很多以自然科学为题材的文章,其中多数是典型的科普作品。有的文章写在几十年前,而科学的发展一日千里,在选定这些作品时有没有经过原作者的修订或指导?
  答:教材的选文要考虑到中学教学的实际需要,为教学目的服务。比如语文教材的选文,就要考虑语言文字是不是规范、优美,思想内容是不是健康向上,对中学生来说是不是容易理解和接受,对语言学习和写作是不是有帮助等等,也就是必须要跟学生的语文学习有关。新教材选有《大自然的语言》、叶至善的《卧看牵牛织女星》,卞毓麟的《数字杂说》、布封的《莺》、朱长超的《月亮上足迹》,阿西莫夫的《恐龙无处不在》和《被压扁的沙子》、位梦华的《气候的威力》和《旅鼠之谜》,陶士龙的《时间的脚印》、伊林的《大自然的文字》、卞德培的《漫话小行星》等。严春友的《敬畏自然》、吴刚的《罗布泊,消逝的仙湖》,利奥波德《大雁归来》、星新一《喂──出来》等。自读课本中也收录了十几篇这样的作品,如:陶士龙的《变幻多彩的地球》、卞毓麟的《天文学和人类》、晨曦的《克隆技术:生物放大技术》、邢万里的《登陆月球》、赖立辉的《寻找外星球栖息地》、英国保罗戴维斯的《宇宙的终结》等。还有一些综合性学习的专题活动也是科学方面的内容,比如《探寻月球奥秘》《追寻人类起源》《科海泛舟》等。高中教材正在编写之中,张景中、费曼、卡尔?萨根等人的作品。
  在选编教材时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就科普类作品来说,外国作品的选择余地明显超过了中国现当代作品。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作为语文教材的编者,他们也非常希望选编更多的国内科学家和科普作家的作品,可是实际操作起来往往不能如愿。一是国内科学家和科普作家与教育工作者的接触还不是太多,教育工作者不太了解他们的作品;二是有些作品业内人士能读得懂,可是初中生却读不太明白。也就是说,那些作品并不是浅显易懂,适合做教材,读来还不如法布尔、布丰写小昆虫、小动物的作品。我们希望,从事科普创作的作家、科学家以及所有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有识之士,能多为青少年提供更多更好的科普类作品。 我们呼唤更多更好的科学作品走进中学语文教育的课堂。
  所选作品有的经原作者修改加工过,有的无法请原作者修订的,我们也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或做文字上的修润。
  问: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由哪些人员组成?其中大学教师所占比例如何?他们主要参与编写中小学教材的哪部分内容?这种编写方式与以往有何不同?大学教师编写中小学教材优势是什么?不足是什么?
  答:人教版的中小学教材编写队伍基本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即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的专业研究人员,这是我国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研究编写的专业队伍,具有长期从事语文教育研究、中学语文教材编写、中学语文师资培训的丰富经验,同时与全国的中学语文教师、教研员以及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二是高校的专家学者,比如高中语文新教材就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合作研究编写。北京大学中文系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方面力量最强、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袁行霈、陆俭明、温儒敏、陈平原、曹文轩、何九盈、苏培成、洪子诚、徐葆耕、何怀宏、沈阳、刘勇强等一大批国内知名学者参与本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三是吸收一大批中学语文优秀教师、教研员参与编写或讨论。一流的专家学者参与中小学教材的研究编写工作,这种情况其实早就存在,解放前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就是这样。像叶圣陶、夏丏尊、顾颉刚、朱自清、游国恩、魏建功、周祖谟等,还有著名作家郁达夫、沈从文等,也都参加过中小学教材的研究编写工作。台湾、香港以及很多国家也都是这种情况。
  问:有人怀疑,大学教授是否能够了解中小学教育的实际情况?他们编写出来的教材教辅中小学生是否能够理解和把握?对此您持怎样的观点?贵社又是通过什么方法缩小大学教授与中小学生之间的距离的?
  答:其实,对这一点,专家学者们都有非常明确的认识。比如我们正在编写的高中语文新教材,主编袁行霈先生在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大学教师要编写中学语文教材,不了解中学教学的实际肯定是编不好的。所以他提出,参与这项工作的专家学者,要下功夫了解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看看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是怎么上的。所以,他亲自与编写组成员到中学听课,与中学老师们座谈。我们不仅到重点中学去做调查,还注意到条件不太好的学校征求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在教材编写的各个环节,都注意听取一线教师的意见和建议。我想这应该能够使我们的教材适合中学教学的实际需要。

中小学经典教育的现状与思考

中小学经典教育的现状与思考


顾之川


  按照工具书的解释,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名著”是指“有价值的出名著作。”(《现代汉语词典》)经典名著不仅有古代的,也应该包括现代的和外国的,但这里所说的“经典”,特指中国古代经典。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产生了无数经典作品。内容包罗万象,体裁多种多样,这些作品被国人一代一代传承,滋养了无数华夏儿女,成为中华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对于中小学语文教育来说,所谓经典教育更多地侧重于古代文学经典和部分文化经典的教学。
  一、我国不同时期中学语文教材中古代诗文编选情况
  在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古代诗文作品的选文是由多到少。在1949年以前的课本中,古代作品的编选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多,最多时有700多篇,一般也在400篇左右;二是文章选得也比较深,如《国文教本评注》选了《周易》《尚书》,《复兴高中国文》选了《离骚》《大学》《中庸》的全文。1949年以后,古代作品总的来看是逐渐减少,所幸虽几经反复,但从未间断(见表1)。近年来,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古代作品在中小学教科书的比例有所增加。目前,初中教科书中古代作品的比例约占33%,高中约占45%。
  1999年,教育部开始启动我国中小学第八次课程改革。这次课程改革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当时正在使用的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修订。2000年,教育部颁布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语文教学大纲,规定了“古诗文背诵篇目”,如表2所示。


  本文在“首届中华诵·经典教育论坛暨建国六十周年经典教育研讨会(2009年10月,北京)”发言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表1:我国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古代诗文编选情况统计表




































































































时期


书名


总册数


总课数


古诗文篇数


百分比


清末


1908年版中学国文教科书(吴曾祺编)


5


701


701


100%


北洋政府时期


1915年版新制国文教本评注(谢无量编)


4


321


321


100%


1924年版初中国语教科书(叶绍钧等编)


6


260


165


635%


国民政府时期


1933年版复兴初、高中国文(傅东华编)


12


469


332


708%


1936年版新编初、高中国文(宋文翰编)


12


508


369


727%


 


 


1949




1952年版


12


239


32


134%


1958年版


12


156


16


102%


1960年版


12


300


85


283%


1963年版


12


360


152


422%


1978年版


10


248


54


217%


1980年版


10


274


77


281%


1986年版


12


192


59


307%


1990年版


12


170


51


30%


2000年版


12


333


124


372%


  表2:2000年版语文教学大纲规定背诵的古诗文 























 


小学


初中


高中


合计


古诗词(首)


80


50


50


180


古文(篇/段)


 


20


20


40


   二、经典教育的现状
    (一)中小学语文课程教材中的古诗文
制订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编写新的中小学教科书。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和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古诗文如表3所示。
  表3: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古诗文



 
   (二)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中的经典教育
  教育部制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指出:建立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不少地方把经典教育列为地方课程。如山东省曲阜市专门成立“国学经典诵读工程委员会”,全面启动“国学经典诵读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班级、进课堂、进学生心中,编写了《中华古诗文经典读本》, 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了“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四川省成都市也制订了《国学实施纲要》,开展中小学生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有的学校把经典教育纳入校本课程。如浙江省台州泽国中学开展了“读国学经典,育道德人才”主题教育活动,安徽省宿州市三铺中学编写了“国学经典读本”的校本教材,等等。
  (三)语文考试中的古诗文
  在语文的中考、高考中,古代作品是重要的考查内容。教育部考试中心制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语文》规定:“阅读浅易的古代诗文。”古代诗文的考查,有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等,比如,属于“识记”的有“默写常见的名句名篇”;属于“理解”的有“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属于“分析综合”的有:“筛选文中的信息”,“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属于“鉴赏评价”的有:“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评价文章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等等。这里,以2009年全国语文高考试卷为例,说明古诗文在高考中所占的比例和大致情况。
  表4:2009年全国语文高考试卷中的古诗文



  在各地的中考语文试题中,古代诗文的考查与高考基本相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重点高校自主招生的语文考试中,古代诗文的考查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如2009年北京大学自主招生语文试题,不仅有传统的对对子,要求为“博雅塔前人博雅(博雅塔为北大一风景)对出下联,另有一道古文翻译题,在作文题中也有对考生古诗文素养的要求:“有腐败分子认为:腐败,是一种人人难免的‘普遍本性’,它有助于刺激消费、增进感情,有利于经济增长,无害于和谐社会。请你写一篇文章,驳斥‘腐败无害论’的观点,要求至少有5处正确引用古诗文,题目自拟,800字左右。”在高考为中小学教学“指挥棒”的现实背景下,这种导向无疑会对古诗文的学习发挥积极的影响。
  (四)经典教育的外部环境
  1.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引导
  教育部把“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列入2009年工作要点。国家语委与有关部门合作举办“中华经典诵读大赛”,举办以传统节日为主题的中华经典诵读晚会,开展中华诵读进校园以及“中华诵”夏令营等活动,都为经典教育营造了一种社会氛围。
  2.新闻传媒业的强势介入
  自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以来,于丹、易中天、王立群、鲍鹏山等高校教师对古代经典的讲解,推动了全社会对中国传统经典作品的关注,形成“国学热”。报刊、图书发表或出版大量普及传统文化的文章或书籍。国学网、中国国学网、中华国学网、中华诵读网、儿童经典教育网等网站也在积极致力于经典文化的传播。
  3.社会力量的大力推动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校外文化教育机构也纷纷开展课外经典诵读活动,或开办“少儿读经班”、“中华文化经典诵读班”,或编写经典诵读教材,如,四海教育四海传播的“少儿经典诵读工程”,旭日弘文国际教育集团出版了刘锡庆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弘慧诵读本”,等等。
  三、关于经典教育的几点思考
  
(一)关于“国学热”
  1.民族自信力的增强需要传统文化的复兴。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拉近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是“千万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变成了主题歌中所唱的“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国学热”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2.“汉语的国际推广”催生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目前,我国政府在大力开展“汉语的国际推广”工作。截止到2009年,已在8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27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不仅是向世人推广汉语,更是推广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自身的魅力,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彼此尊重,沟通交流,了解差异,合作共赢,有助于建立和谐、文明的国际新秩序。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学热”的形成。
  (二)加强中小学古诗文教学
  1.应大力提倡和鼓励青少年尽可能多地熟读、背诵一些中国文学史上的优秀诗文名篇。培养名句名篇的识记能力、古诗词鉴赏能力,以及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是中小学古诗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也有利于提高中小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学素养和文化品位,给学生打下一个“精神的底子”。
  2.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科书中,还可以适当增加古代诗词的内容。小学阶段正是一个人记忆的黄金时期,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经典作品的背诵。当然,经书中往往精华与糟粕并存。对于中小学生来说,由于他们缺乏分辨与选择的能力,对选哪些作品,学习到什么程度等,都要进行认真研究。
  3.有必要建立在中小学开展经典教育的科学机制。一方面,在小学、初中、高中不同的学段,古诗文的教学应该循序渐进,充分关注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不可一味地拔高。另一方面,更不能以经典教育代替基础教育,上海取缔“孟母堂”就是证明。
  (三)加强交流与沟通
  1.在目前经典教育得到全社会认同的形势下,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团结全国各地(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从事经典教育的同仁,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交流经验,探索经典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2.争取与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与沟通。在当今这个多元化时代,文化的交流不应该是单向的,应该是双向、甚至多向的,有必要吸收“汉字文化圈”更多的同行参加,如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专家学者。
  3.建立定期的信息交流制度。比如,可以开展网络、图书报刊的交流互换,也可以组织一些有影响的交流活动,这些活动可以是研究者之间的,也可以是教师之间的,还可以是中小学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只要我们携起手来,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经典教育在培育一代新人、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华文化必将有一个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  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编《中学语文教材研究资料》下册,油印本
  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朱绍禹等主编《国际中小学课程教材比较研究丛书·本国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顾之川,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和语文教育、汉语言文字研究,曾主持编写人教版多套初中、高中语文教科书,有多部论著出版。

试述语文教科书的语言规范问题

试述语文教科书的语言规范问题


——以鲁迅作品为例


顾之川


  一、语言文字规范是语文教科书的基本要求
  
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主要是通过语文教科书(课本)提供的言语材料学习、领悟,在接受言语材料思想内容的同时,经过持续不断的言语刺激,逐渐熟悉汉语言文字组词造句的规则和习惯,进而形成语感,掌握母语。这就要求语文教科书中的言语材料必须是正确的、规范的,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足以作为语言表达和语言应用的典范,有助促进民族共同语的正确传承和健康发展。所以,语文教科书的选文标准:一是思想内容健康,二是语言文字规范,三是适合教学。语言文字规范是语文教科书的基本要求,这是由其性质和基本任务所决定的。
  那么,语言规范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荀子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荀子·正名》)张志公先生在谈到语言规范时曾说:“所谓‘规范化’,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关于某件事,全社会共同遵守的一种规矩。”这种“规矩”,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就是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章第十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学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使用的汉语文教材,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
  但是,教科书编者选入课本的作品,并不是作者专为课本写作的。为了适合教学的需要,课本编者在编选时,对作品进行适当的加工,力求其更加完美,这也是编写语文课本的惯例。正如叶圣陶所说:“既称读本,文字形式上应该相当的完整,所选文篇如有疏漏之处,我们都加上修润的工夫。这是要请各位作者原谅的。”“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斯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补润色。”对此,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也曾有过明确规定:“课文的篇幅一般不宜长,根据教学的需要,长篇作品可以采用节选的办法,较长的文章在不损伤原作精华的基础上可以删节”,“入选的文章”“文字上根据需要可以作必要的修改”。当然,最理想的是请作者自己修改,有时是编者先提出意见,或请有关学科专家修改,但要征求作者同意。比如,过去把郭沫若《天上的市街》改为《天上的街市》,对老舍《骆驼祥子》,对曹禺《雷雨》的删节,都得到这些作家的支持和理解。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对课文的修改也有例外。比如对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编者则是无权修改的。
  二、鲁迅作品在语文教科书中的特殊性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鲁迅作品也一直是中学语文教科书的重要内容之一,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早在1923年,国民政府颁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叶绍钧起草,附表胡适起草,委员会复订)里,就已把鲁迅尚未出版的《小说集》列为初中学生“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略读书目举例”。这大约是鲁迅作品最早被列入中学生的阅读书目。1933年,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陈望道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就把鲁迅的《孔乙己》《打拳》编入第一册。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里明确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从此,奠定了鲁迅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特殊地位。1953年,中央成立以胡乔木为主任的“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决定把“实行中小学语文一门课程,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种独立的学科进行教学”。1956年教育部颁布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明确指出:“‘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进步作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创作了许多富有革命性的优秀作品。……鲁迅的作品,在教学大纲规定的现代文学作品里占最大的分量。教学大纲规定,初级中学学生从一年级起就学习鲁迅作品,以后逐年加多加深。”最多的时候,中学语文教材中选有20多篇鲁迅作品,先后有30多篇鲁迅作品被选进各类语文教科书。对鲁迅作品的解读,也必须依照主流媒体的观点。1988年~1990年使用的高中语文教科书,第四册第二单元是议论文,曾把王蒙《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同时编入,结果受到批评,到1991年版时就被删去了。
  最近,个别媒体报道说,鲁迅作品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减少,引起舆论关注,其实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情况是,以前高中没有选修课,三学年都是必修,其中选有6篇鲁迅作品;而新的高中语文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必修课只占1.25学年,必修课文的总量减少了,鲁迅作品也只有3篇。如果算上选修教科书,鲁迅作品并没有减少,一些媒体的记者只看到了必修课教科书,没有看到选修课教科书,于是出现鲁迅作品减少的新闻。新课改以来,语文教科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和课程方案发生了变化,选文自然也有所变化。鲁迅作品在新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文倾向上有所改变,二是篇目上有所调整。从选文倾向上来说,过去往往从“革命家”这个角度,选了一些“投枪”“匕首”或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有着比较复杂的写作背景,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影响教学效果。现在更注重从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学生是否喜欢读的角度选文。像初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除保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故乡》、《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孔乙己》、《社戏》等传统篇目外,这次又新选了《风筝》、《阿长与〈山海经〉》、《雪》等。这些文章都写得生动有趣,富有童真童趣,学生很容易接受,适合教学,也已为近年来的教学实践所证明。高中必修课教科书中选有《记念刘和珍君》《祝福》、《拿来主义》等,选修教科书《演讲与辩论》选有《未有天才之前》,《中国文化经典研读》选了王瑶的《鲁迅论读书》,《中外传记作品选读》选了萧红《回忆鲁迅先生》,而且把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作为“有关资料”推荐学生阅读。必修3《语文读本》选了《药》,《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读本》选了《春末闲谈》。至于教科书引用到鲁迅作品片断的就更多了。如《中国小说欣赏》多处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作为相关章节的参考阅读篇目,《语言文字应用》引有鲁迅的《孔乙己》《在酒楼上》,《中外戏剧名作欣赏》引用鲁迅对悲剧、喜剧的观点,等等。另外,还把鲁迅的《朝花夕拾》和《呐喊》分别列为初中和高中学生的课外阅读书目,并且在教科书中专门做了导读。可以说,鲁迅至今仍然是现代作家中作品入选语文教科书最多的一位。鲁迅作品已成为新的文化经典,是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只是过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鲁迅在某种程度上被“神化”了,教科书的选文取向及其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往往被打上政治的色彩,使得中学生“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曾有一位著名的鲁迅专家曾到一重点中学开“鲁迅作品选讲”的选修课,效果也不理想。
  三、鲁迅作品中的语言“不规范”现象
  
在鲁迅所处的五四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要求作家们在创作时必须使用新的词语来表现。正如鲁迅在《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说:“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就是这样。”鲁迅同时又对 “创造新的字眼”有着清醒的认识:“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他说:“现在的许多白话文却连‘明白如话’也没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人生识字胡涂始》)所以,总的说来,鲁迅作品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凝练,意蕴丰厚,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但是,如果用今天的语言规范标准来看,鲁迅作品中确实也有某些“不规范”的现象,这是毋庸讳言的。比如: 
  用字方面。
  “缥渺”写作“漂渺”(《社戏》),“嘁嘁喳喳”写作“切切察察”,“顺顺溜溜”写作“顺顺流流”(《阿长与〈山海经〉》,“瑟缩”写作“瑟素”(《故乡》),“抖”写作“斗”,“烂漫”写作“烂熳”(《藤野先生》),“纪念”写作“记念”,“哪里”写作“那里”(《记念刘和珍君》),“白花”写作“白化”,“页”写作“叶”(《为了忘却的记念》),“绕弯子”写作“绕湾子”(《灯下漫笔》),“涵义”写作“函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预备”写作“豫备”,“预防”写作“豫防”,“伶俐”写作“怜俐”, “支吾”写作“支梧”,“计划”写作“计画”, “朦胧”写作“蒙胧”(《祝福》);“褡裢”写作“搭连”(《阿Q正传》)。
  词语方面。
   “对手”用作“对方”(《阿长与〈山海经〉》),“检”用作“捡”(《故乡》),“伊”用作“她”(《一件小事》),“绍介”用作“介绍”(《为了忘却的记念》),“钉”用作“盯”,“利害”用作“厉害”(《祝福》),“亚”用作“压”(《秋夜》),“流驶”用作“流逝”(《记念刘和珍君》)。
  标点符号方面。 
  (1)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社戏》)
  (2)“实在,我说不清……。”(《祝福》) 
  (3)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吧;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
  (4)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药》) 
  如果按现在的标点符号用法,例(1)“胖胖的”“珠兰”后面的逗号应为顿号;例(2)中的句号应删去。例(3)中“她就正告我”后面的逗号和例(4)中的逗号均应改为冒号。 
  语法方面。
  
(1)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的豢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很记得……(《阿长与〈山海经〉》)
  (3)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祝福》) 
  (4)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阁楼里的邻人,也都出来了。(《门外文谈》)
  例(1)中的“伶俐”是聪明、灵活的意思,现在一般不用来修饰“皮毛”。例(2)中的副词“很”现在一般也不用于修饰动补短语。例(3)“一见”的宾语应是“眼”而不是“我的”,按现在的用法,“眼”应在“我的”后面。 例(4)中“寓”现在也不这样用,而且读起来也感觉别扭。
  苏培成先生在《语文教学和汉语规范化》一文说:“对于名家名篇中存在不符合现行规范的毛病,不要听之任之,要以妥善的方式加以规范。”所以,语文教科书一般是用注释的方式加以规范的,告诉学生现在规范的写法是怎样的。如:
  [伊]音衣,她。“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通常用作女性第三人称代词。(香港《中国语文》第三册,麦克米伦出版(中国)有限公司1991年版)
  [那]这里表示反问,现在写作“哪”。(人民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1)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汉语规范标准,包含着“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们在语言上的不懈努力,正是他们的写作实践,才形成了今天的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普通话有一个原则,就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其中“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当然包括鲁迅的作品。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不能要求鲁迅写作时必须遵守今天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否则,将会犯“以今律古”的错误。
  四、结语
  
1.鲁迅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中学生适当读些鲁迅作品是有益的。但是,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也并不是所有的鲁迅作品都适合推荐给中学生阅读。在现行的中学语文教材里,鲁迅作品已经选了不少,不宜再增加。
  2.由于历史的原因,鲁迅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与现行语言文字规范相悖的现象。要不要修改,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教学中,教师应当向学生指明这一点,并且要讲清这是特定时期的现象,不必在这些方面学习和模仿。对与鲁迅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作品中的语言“不规范”问题,教学时都应该做这样处理。
  3.语文教学中随时可能遇到“不规范”的问题。比如,网络语言、广告语言等,经常会遇到“挑战”传统语言规范的问题。我们既要正视它,同时又要向学生指出,哪些是不规范的用法,规范的用法应该是怎样的,才能帮助学生逐步树立祖国语言的规范意识。
教育教材语言是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是每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中小学语文教学,应该帮助学生树立规范意识,掌握语文学习的基本方法,养成自学语文的良好习惯,提高他们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
  参考文献
  
《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张志公《我谈语文规范化》,《语文建设》1994年第3期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谈选编中学语文课文的几个问题》,《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语文出版社,2001
  朱泳燚《语文教科书课文语言的加工修改》,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网站“高中语文”
  苏培成《语文教学和汉语规范化》,《语文教学通讯》2000年第19期
  黄忠东、幸兴 《谈谈中学教材鲁迅作品中的用字规范问题》,《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第5期

《现代汉语词典》与语文教学

《现代汉语词典》与语文教学


 


  《现代汉语词典》作为一部记录普通话语汇的中型词典,在语文教育工作者眼里,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词典,而更像是一位慈眉善目、亲切和蔼的老师。因为她不仅权威、准确、规范、实用,而且一册在手,她就可以常伴左右,诲人不倦。学生在学习语文时,语文老师在备课时,其他语文教育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都可以随时随地向这位无言的老师请教。据说,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在命题的过程中,命题专家也是拿《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现代汉语字形、字音、和词义的标准的。但是,新词新语大量涌现,需要权威工具书做出明确的解释;有的词语的某些义项,在语言实践中发生了变化,词典也应该有所反映。《现代汉语词典》有必要不断地修订、完善,也要“与时俱进”,才能适应读者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订出版《现代汉语词典》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语言本身健康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正在进行新一轮课程改革,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这两个课程标准对“语文”都有着明确的定位:“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教学的任务,就是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个“语文素养”,既包括语文知识的学习、语文运用能力和语感的培养,也包括文学鉴赏、文化品位、人文素养的熏陶和感染。在语文教育界,大家始终认为,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是中小学语文教学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务,也就是要教会学生认准字形,读准字音,正确使用词语(包括成语)。在语文教学中,老师和同学常常碰到这种情况:有些多音多义字的读音不好掌握,有些异形词到底应该以哪一个为标准,某个词语在报刊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用法,到底是不是规范用法?查有关辞书,却发现不同的工具书与标准之间有“打架”的现象,互相矛盾,感到不知所措,难定取舍,因而左右为难。记得在1996年《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以前,重庆江津市一所小学在语文考试中,因为考了“自作自受”的读音,而当时的《现代汉语词典》和国家语委颁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不一致,就被学生家长联名告上了法庭。再如,2004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中,就有一道考查错别字的题目,让考生分辨四组词语中没有错别字的一项,其中列有“毛骨耸然”、“天随人愿”,命题时就是以《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标准的,即应该写作“毛骨悚然”“天遂人愿”。但是考后这道题目在社会上曾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有人发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某些成语词典、辞书中也有写作“毛骨耸然”“天随人愿”的。
  我们常说,高考是中学教学的“指挥棒”,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在我国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下,高考的这种“指挥棒”作用将是一个长期的客观存在。而在全国统一的语文高考《考试大纲》中,“语言知识和语言表达”是一个重要的考查项目,要求考生“能识记基本的语言知识,掌握一定的语言表达技能”,内容包括识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字音、识记现代汉字的字形、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正确使用词语(包括成语)、辨析并修改病句等。这对中小学语文教学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而《现代汉语词典》在各类考试中的规范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
  中小学语文教学和语文高考,都需要语言学家的关心、指导和帮助。当前尤其需要把相关的语言规范,吸收到语文工具书中,成为指导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标准。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问世,必将有利于广大中小学生更好地学习祖国的汉语言文字,提高语文素养,也必将更有力地促进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事业向前的发展。

新课程与语文个性化教学

新课程与语文个性化教学 


顾之川 


  一、个性化教学产生的背景
  回顾历史,最早的教育应该都是个性化教育。古人设帐授徒,以个别传授为主,一部《论语》可以说是个性化教育的典型实录,孔子就曾提倡因材施教,因人而异,鼓励有不同个性的学生独立思考,发表见解。孔子对于学生的个性绝对尊重且有精当评价。自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班级授课制”的理论后,班级授课制便逐渐为各国学校所采用。然而,班级授课制在教育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严重的划一化与同步化的局限性,不利于发展学生个性,甚至抹煞学生个性。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因此提倡主动的、多样的、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是时代的要求。“让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和谐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观点。
  传统教育很少考虑学科或学生的个性,只是依据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要求、统一的进度教授统一的内容,就像在工业社会生产标准件一样。进入20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既对社会经济发展给予了积极的推进,又同社会生活产生了倾斜,从而对人类生存和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威胁。在教育领域由于考试竞争激烈,教育课程负担过重,管理倾向的强化等非个性化措施得到加强,为了纠正这种倾向,克服传统教育中重共性、轻个性,重知识灌输、轻智能开发,重理性训练、轻和谐发展等弊端,以适应新技术革命和社会变革对高质量富有创造性的新型人才的需求,个性化教育在经济发达国家间兴起,已经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当今社会是一个价值判断多元化的社会,多元化的社会对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教育时空的拓展,学校与学生都无可回避地面临着语文教育个性化的问题──即把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充满活力、富有个性的人,而不是机械的、呆板的、千人一面的工具。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学习是一种能动的充满个性的活动,这种个性意味着自主、独立、创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根据自己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个性特点选择独特的学习方法,独立地、创造性地解决学习中的问题,就能充分享受到学习的乐趣。学生选择了适合自己而又感兴趣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才能精神振奋事半功倍。个性化的学习,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极为重要。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必须倡导和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智力发展与个性发展并重,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中学语文教学共同的培养方向。近年来,语文教学强调个性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欧美各国。如英国的作文教学,从表达自己的思想到文艺批评与欣赏,都强调把掌握自我表达、培养个性和独创性作为本国母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日本提出国语科是一门以培养性情和人品为目标的学科,“通过语文教育培养丰富的人性”。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个性化教学的基本形式
  
毫无疑问,学生作为个体在学习的不同阶段、不同方面具有差异性,个体与个体之间也有差异性,为了尽量拓展学生发展的空间,必须给他们的个性以充分发挥的余地。在语文教育中要针对学生的这种差异性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尊重个人、尊重个性,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存在着。语文教育最有利于发展学生个性。语文教育的个别化或个体化,不能简单理解为使学生的语文水平整齐划一,让所有学生都变为优等生,而是使优等生与差等生在各自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最大的发展。
  1.个性化阅读。
  阅读是具有较强个性化色彩的一种活动。阅读的过程就是从文字系统中提取信息的过程,也就是将看到的书面语言感悟、体验、内化,继而转换成自己富有个性色彩的语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活动。”“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按照现代阅读理论, 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
  ①重视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②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和体验。
  ③教师是课堂阅读活动的组织者、学生阅读的促进者,也是阅读中的对话者之一。
  阅读能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学生的自我领悟体会,阅读教学必须培养学生多角度、有创意的个性化阅读思维活动。发展学生的阅读能力必须从发展学生的个性入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 为每一个学生创设适合自己的学习条件和成长空间,促进学生特长和个性的发展。注重个性化的阅读,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
  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往往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个人色彩。所以,文学作品的教学,要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重视对作品中形象和情感的整体感知与把握,注意作品内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鼓励学生积极地、富有创意地建构文本意义。当然,阅读教学中尊重学生的情感体验,鼓励发表个人见解,但也不能走极端,教学中必须坚持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引导。个性化阅读强调的只是阅读个体的不可替代性,而不是说读者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尽管教学模式可以千差万别,但个性化阅读也要尊重文本,如果脱离了文本,即使观点再新,形式再活,也只会得到南辕北辙的效果。
  2.个性化写作。
  写作是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写作能力也是最重要的语文能力之一,语文个性化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写作的个性化。课程标准对初中生写作的要求是:“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述自己的意思。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
  ①注重激发写作兴趣和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②注重发展个性,培养创新精神。
  ③注重打好基础,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写作能力。
  ④注重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同步发展。
  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写作训练单调,呆板,毫无生气,统一命题,同一评价模式。本来是最充满个性的学习,却变成了毫无生气、个性受到压抑的机械式运动。而个性化写作,就是要让学生充分享受写作的自由和乐趣。写自己的独特感受,鼓励学生自由写作,写“放胆文”。鼓励发表不同见解和评语。统一题目写不出可换一个题目,写了一篇感觉不好可以重写。同时,作文评改中强调独特和创新。随着个性化的写作空间的建立,学生的写作活动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个性化写作必然促进个性发展,而充满个性的写作又会使学生的作文呈现勃勃生机和活力。
  3. 个性化评价。
  这次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评价考试制度的改革。过去的评价考试制度是统一的试卷测试。尤其是高考,全国统一的考试要求、统一的试卷,进行一次性考试的方法,使全国的高中教学都面对高考的最高要求,忽视了高校要求的差异、地区差异以及高中学生性格特点和能力差异。考试的方式过于单一,试题基本上是有唯一正确答案的封闭式题目,只能涉及学生认知和表现能力中范围狭窄、层次较低的范畴,造成师生对学习成果的理解和追求过于狭隘,浪费了大量时间。基本没有考虑学生的平时表现,造成学生、教师和家长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忽视。把一个省的学生摆在一起进行排队和划分数线的做法,不合理地夸大了考试分数的价值,使全社会对分数在教育和考试中的作用产生了片面的认识,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这种评价考试制度对学生学习结果的检测基本上是静止的、绝对的, 而不是发展的全面的动态评价。个性化的评价要求不能一刀切,要按学生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注重形成性评价,并重视定性分析。语文评价要依据课程标准规定的内容和要求,在坚持课程标准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兼顾不同层次学习水平和不同发展状态的学生,使语文考试最大限度地为每一个学生服务,而不是只为部分“尖子生”服务。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几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关注个体的处境和需要,尊重和体现个体的差异,激发个体的主体精神,以促使每个个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自身价值。用于评价的题目必须符合学生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学生的已有经验和身心发展水平相适应。通过测试发现学生的潜能,关注他们在已有水平上的发展,理解并尊重学生在发展过程中的个体差异。鼓励设计一些开放性试题,这类试题不规定统一的标准答案,鼓励学生发表独立见解,做出自己富有个性的解答。教学评价一般由教师来完成,但也应该给学生提供自我表现评价的机会,促使他们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回顾、反思和评价,培养学习的主动性和对学习负责的态度。评价要贯穿学习的全过程。不仅关注结果,更关注学生成长发展的过程。高考试卷中主观题逐渐加大,客观题逐渐减少。
  4.个性化教师素养。
  要有效地开展语文个性化教学,就必须把提高语文教师的素养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首先是观念的转变,要有现代意识和创新精神。我们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教师自己首先要有创新意识。一名好的教师,不仅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还要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新时代为人师表的重要内容。教育是事业,事业的意义在于奉献;教育是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奉献,就是不能照顾个人的利害得失;求真,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新,就是敢于独立思考。(吕型伟)对教师来说,修养是教育的载体,境界是教育的起点,人格是教育的风帆。
  第二,具备一定的专业功底。人们常说,要想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一个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必须具备较为扎实的语言文学功底。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理论、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有丰富的积累,有宽阔的视野,有良好的悟性。第三,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也应该有所发展。这种“情感”就是我们对学生应有的爱心,课程标准强调与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这就要求我们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有所转变。 第四,语文教师还应该热爱生活,有生活的情趣。目前,中学语文教师工作忙,压力大,非常辛苦。我们要善待自己,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应该寻找生活的乐趣。一个有生活情趣的老师,其审美能力自然会高别人一筹,在教学中不自觉地就会派上用场。
  语文教师追求个性化教学,就要有标新立异的胆识。个性化的语文教学应是不迷信于名师,不拘泥于教参,不走模式化的教学套路,而是敢于标新立异,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和教学思路。教师教学有胆识,学生才会赏识。有个性的教师敢于让学生在课堂上大胆表述自己的独特见解,引导学生大胆思维,全方位、多层次、立体性地审视课文的立意、题材、结构和语言,从而去撞击学生个性思维的火花,让学生的个性闪光发亮。
  三、实施个性化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随着新课程方案的逐步推进,实验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理论层面上的,也有实践中的。有关方面正在分析和研究,力求使新课程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更加符合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实际,更加适应学生发展的需要,更加贴近教师,更好地被广大教师理解和接受。 当前,在新课程的背景下,我们提倡语文教学的个性化,尤其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这次课程改革,当然要体现时代和社会对语文的要求,用新的语文教育理念指导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这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新一代中学生对语文教育的必然要求。但是,改革绝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而要“守正出新”,在继承过去优良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兴利除弊。我们对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总结还很不够,还需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强化了横向的借鉴,弱化了纵向的继承。也就是说,一次次学习外国的教学理论,对我国的语文教学水平的提高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忽视了我国汉语言文字特点、忽视我国教育实际等问题。正如郭永福先生所说:“不能今天否定昨天,明天否定今天,不停地翻烙饼,那样会使我们的教育永远在废墟上重建,永远是零起点。”
  2.教师主导与学生自主的关系
  关于教学中的师生关系,韩愈在《师说》中早就明确指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钱梦龙先生的“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也深得广大语文教师的认同。在新课程实验区或全国性的课堂教学比赛中,我们注意到,面对新课程,越来越多的教师处理课堂教学时陷入了种种误区,似乎课堂上越活跃越好,问题越开放越好,教师讲得越少越好,学生表现越自由越好。其实,无论课程怎样改革,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毛泽东同志说过:“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面对新课程,我们要正确处理教师主导与学生自主的关系,研究自己的教学对象,从语文课程的目标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有针对性地组织和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在与学生平等对话的合作互动中,加强对学生的点拨和指导,实现教学相长,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努力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3.接受性学习与探究式学习
  在传统的语文学习中,学生主要被动的接受性学习。教师讲,学生听,学生的大脑只不过是储存知识的仓库。这种被动的接受性学习,学生的自主意识无法唤起,学生的主体作用无法得到发挥,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让学生富有个性地学习语文,必须改革接受性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变学生被动接受、机械接受为学生主动参与、主动获取,同时还须改变接受性学习这种单一的学习方式统治课堂的局面,引导学生采取一些个性化的学习方式。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接受性学习与探究性学习各有利弊,不能剑走偏锋。有的一说“探究性学习”,就要求学生像科学家那样去搞研究课题,目标指向就是要在相关活动的评比中获奖。有的在活动中,只有少数几个学生在那里做课题,把一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学生撇在一边;有的甚至少数学生也是做做样子的,大部分事情实际上都是老师在做。“探究性学习”的价值取向应该是让学生将来个个都有探究能力,人人都有探究的习惯。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探究的意识、探究的习惯,并让他们在探究过程中体验、摸索“探究”的方法。因此,必须面向全体学生。
  总之,要求学生学习采取同一种学习模式,是对学生个性的抑制。要发展学生的个性,让学生学得更主动、更生动,就必须提倡个性化的学习。学习的个性化,对学生掌握知识,发展能力是极其重要的。语文学科最适合也最需要个性化学习,需要个性多方面的参与,所以语文学科的学习最需要个性化。语文教学要改革提倡个性化作业,形式可以多样化。尽可能拓宽个性化的语文学习空间,为进行素质教育,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创造性人才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者为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大连,2004/08/13)

口语表达是一种重要的语文能力

口语表达是一种重要的语文能力


顾之川


  中华民族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注重内敛、不事张扬的民族。《论语》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 《老子》说“大道无言,上善若水。”即使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孟子,也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只不过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与人辩论。白居易《琵琶行》“此时无声胜有声”本来是形容琵琶女的演技,也常被用作交际场合。写文章则推崇“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诗品·含蓄》)。至于常言俗语就更多了。如:尽在不言中;沉默是金;说得好,不如干得好;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咬人的蚊子不叫,嗡嗡叫的蚊子不咬人,等等。人们称赞一个人有才,往往会说他“内秀”。相反,一个人如果夸夸其谈、能言善辩,往往与华而不实、言不及义、飞短流长、巧言令色、坐而论道、大言欺世等等联系起来。如果竟要谈论政治问题,那更不得了,轻者说你是张仪、苏秦之流,凭“三寸不烂之舌”,重者甚至说你“清谈误国”!这固然有“言多必失”、怕出错儿、怕露怯的担忧,同时也反映了注重“内省”、躬行实践、谨言慎行的民族性格与民族心理有关。问题是,你不说别人不知道你怎么办?没关系,“酒好不怕巷子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才,人们更看重他在书面语表达方面的功夫,即写作能力,所谓才高八斗、文思飞扬、文不加点、激扬文字,都是要靠文字功夫来展现的。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 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东西最可信,也最实在。对作者而言,写作时可以深思熟虑、布局谋篇、修改润色、反复斟酌,从容不迫,不易出错。而口语交际则不然,因为声音转瞬即逝,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句话说错,覆水难收,只能边想边说,即使有“腹稿”,也不像写作时那样从容。这恐怕也是造成我国古代文言文高度发达,而口语交际相对薄弱的原因之一。现在也有领导干部,在向下属布置工作时,宁愿发短信,也不愿意打电话。我想,恐怕除了性格因素,更多的也是为了稳妥起见吧?
  西方国家则完全不同。他们有着浓厚的演讲与辩论氛围,特别注重口语表达,而且动辄辩论一番。从人际交往、宗教活动,到大型集会、学术交流,更多的是靠口语而非书面语。特别是一些国家的选举,小到社团,大到州长、总统,都要靠演讲与辩论。一个人一旦决定参加某个职位的竞选,必须首先发表竞选演说,把自己的施政纲领公之于众。如果有多人竞争,你也演讲,我也演讲,选民到底听谁的呢?那就必须辩论。往往是越到后来,辩论越激烈,甚至是唇枪舌剑。作为一个选民来说,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何方人圣啊?要我把选票投给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候选人只有靠自己的雄辩滔滔与从容自信,才能征服选民,达到目的。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国家普遍注重演讲与辩论,人们的口语交际能力相对比较发达。
  现在,我们已进入一个信息发达、知识爆炸的时代。信息的生成与传播日益迅速,人际交往愈加频繁。过去我们与别人联系,沟通感情,往往是写信、发电报。现在只要一拨通电话,马上可以随时交流。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最好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还要有较强的口语表达能力,最好能做到能言善辩、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如果一时做不到,最起码也要能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让别人明白你在想什么,否则就无法交流。语文教育一直强调读、写、听、说,“口语交际”也曾被列为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考试,包括中考、高考,只考识字写字、阅读、写作等能力,很少考查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这在客观上导致口语交际教学不受重视,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有关口语交际的内容形同虚设。人们普遍重视书面表达,忽视轻口语表达。由于学生缺乏基本的口语交际训练,有的甚至出了大学校门,也不会“推销”自己,不知道如何展示自己的特长,不会与人打交道,特别是羞于与陌生人打交道。所谓“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倒不出来”。你说你“内秀”,肚里有货,但是这“茶壶里的饺子”,别人既看不到,更吃不到,只好任其烂在壶里。
  可喜的是,随着语文新课程的逐步深入,这种状况正在改变。课程标准把“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作为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教学理念上,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科书设计了不少综合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以及梳理探究的内容。不少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口语交际训练,有的利用教科书资源,开展朗诵、演讲、讨论、辩论、访谈等训练;有的开展“课前三分钟口语”,让学生即席演讲;有的举办诗歌朗诵会、演讲会、辩论会、戏剧表演等综合性语文活动;有的开设口语交际、演讲与辩论等选修课。不少学校结合校园文化建设,开展文学社团、办广播站(招聘小记者、小主持人),模拟法庭等活动。不少地方的语文中考或中小学生语文能力竞赛,也开始把口语交际列为考查项目。高考的“指挥棒”也在发挥作用。不少具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录取新生时,除笔试外,还有面试。香港各高校在录取新生时也普遍增加面试。面试最能考查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言语表达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比如香港大学的面试题目就非常宽泛新颖:你怎么看中国的腐败问题?你怎样看中国的应试教育?你怎样看未婚同居现象?如果你跟胡锦涛总书记见面,你会跟他讲什么?北京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利与弊,为什么中国的电影不如好莱坞的?你怎么看中国内地的股票热,建“鸟巢”是不是太浪费材料?赌博是否应该在中国推广?星巴克该不该进故宫?你对油价上涨有什么看法?该不该在活的动物身上做实验?急诊室收费能不能解决滥用急诊服务的问题?等等。至于评判标准,也不看考生说的答案是否正确,而是看你具体说了什么,是怎样表述你的观点的,从中看出一名考生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是否有创造性。显然,这种面试,靠应试教育那一套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是无法得高分的。
  总之,一个人的口语交际能力,既是其语文能力的重要方面,更是其综合素质的自然体现。因为在言谈话语中,不仅有自己的主张与见解,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更有心与心的交流,有真诚、有自信。讨论、辩论甚至清谈的过程,正是参与交流各方思路的碰撞、视野的交汇以及趣味的融合,极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思辨能力,在当今时代显得尤其重要且必要。这种能力的培养,语文教学责无旁贷,而且要“从娃娃抓起”。

“多纲多本”:语文教科书的现状与思考

 “多纲多本”:语文教科书的现状与思考


 


  一、从“一纲一本”到“多纲多本”
  1. 国家统编:“一纲一本”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中小学教科书一直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供应的制度。195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原新闻出版总署编审局的基础上宣告成立。直到1986年以前,国家历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包括课程计划的制订、教学大纲的研制、教科书及教师教学用书的编写,以及教师的培训等,实际上都是教育部指定人教社负责组织实施的。1983年,为了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教育部决定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教社合署办公)。一般出版社的工作程序是“策划选题——约请作者撰写(或作者自然投稿)——作者完成书稿并交给出版社——出版社进行编辑加工——出版发行”,基本上是属于“来料加工”的性质。而人教社的主要产品都是靠自主研发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编辑,既是书稿的编辑,同时又是书稿的作者,后一种功能类似于民国时期教育部成立的国立编译馆,现在台湾还保留着这样的机构。另外,人教社所承担的教师培训、组织教研活动等职能,也是一般出版社所不具备的。有人认为,这次课程改革的教材建设,就是要打破人教社对中小学教材的“垄断”,显然是不了解我国教材编写历史。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生产技术落后的条件下,这种“垄断”为体现国家意志、保证教材质量和“课前到书”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果说“垄断”,也谈不上人教社的“垄断”,而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垄断”,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2.编审分开:“多纲多本”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于1986年4月12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是在《义务教育法》的实施过程中,教育部根据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实际,才逐步确立了 “中小学教材要在同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的方针。国家教委在1986年9月召开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上,决定教科书编、审分开;逐步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有专家学者、专职人员和有经验的教师、教研人员参加的三结合教材编写队伍。对原教育部1985年1月11日颁发的《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进行修改后,于1987年10月颁布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中小学教材送审办法》。从此,我国的教科书制度就由过去的统编制(“国编制”)改为编审制。
  1989年~1997年,全国中学语文实验教材审查委员会先后审查通过了十多套初中语文教材,分别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三年制、四年制共两套,刘国正、顾振彪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洪宗礼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曹础基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张鸿苓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欧阳代娜主编)、北京教育出版社(沈心天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潘述羊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颜振遥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郑祥五、孟宪和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耿法禹主编,1~4册审查通过,5~6未审查),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志公主编)。根据国家教委的规划,上海和浙江承担整体改革实验。1991年10月18日~25日,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审查通过了上海市教委制订的《上海市九年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和浙江省教委制订的《浙江省义务教育各学科教学指导纲要》。上海编写了两套初、高中语文教材(分别为S版、H版),浙江也编写了初中语文教材(王尚文主编)。至此,我国教材建设“多纲多本”的局面正式形成。
  3.新课程:“多纲多本”的发展
  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教材建设上,沿用了过去“多纲多本”的方针,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先后有8套课程标准七至九年级(初中)实验教材通过教育部审查,分别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顾振彪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洪宗礼主编),语文出版社(史习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王先霈、徐国英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王富仁、傅中和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孙绍振主编),作家出版社、中华书局(郭预衡、章培恒、陈平原主编)。长春版(张翼健主编)也作为地方教材通过了教育部的审查。
  2003年4月,教育部公布《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2004年~2006年,先后有6套高中语文教材通过教育部审查,分别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袁行霈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丁帆、杨九俊主编),语文出版社(史习江、张万彬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陈佳民、柯汉林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谢冕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童庆炳主编)。此外,北京版(顾德希主编)也作为地方教材通过了教育部的审查。
  4.主流教材:教材领域的拨乱反正
  “主流教材”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部分领导同志提出的。2005年1月,周济在考察人教社工作时指出:“当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教材建设中要形成主流教材。中国文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统一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要争取有若干教材在使用中占有主流地位。”2005年12月10日,陈至立致信人教社,希望人教社“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为中小学师生编写、出版更多更好的教材。不断开拓进取,提高教材编写质量,以质量争主流,以创新求发展”。2007年12月,许嘉璐、陈至立、周济、柳斌杰等在出席“李岚清篆刻艺术讲座暨李岚清篆刻艺术展”时再次强调,人教社要发扬优良传统,加强主流教材建设,为我国教育和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当然,主流教材既不能靠领导命名,更不能是自我标榜,只能靠教材本身的高质量,靠良好的售后服务以及较大的市场占有率。主流教材不会只有一个版本,更不会只指某一家出版社的教材,因而不是教材建设上“多纲多本”的“倒退”,而是新课程实施以来教材领域拨乱反正的必然要求。
  二、“多纲多本”的意义
  
1.有利于教材编写质量的提高
  有竞争才有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多纲多本”的实施,在教材编写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无疑会大大提高教材研发人员的质量意识,有利于提高教材编写质量。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教材只有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多样化,才能适应不同地区和学校的需要。正如国家教委于1988年8月11日颁布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中所指出的:“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通过竞争促进教材事业的繁荣和教材质量的提高。”“鼓励各个地方,以及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有条件的专家、学者、教师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编写教材。”“在教材内容和体系的安排上允许有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层次。”“加强宏观管理,严格审查、审定,以保证教材的编写质量,防止在教材建设中,人力、财力和时间上的浪费。”
  2.有利于教材的多样化发展
  “多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实施,直接摧生出一大批适应不同地区、具有风格特色的教材。比如七至九年级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人教版继承了1992年版以“语文与生活的联系”的编排线索,按照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大板块组织单元,并适当兼顾文体。苏教版围绕一个人文性的主题词,把读写听说优化整合,使之彼此渗透、互相联系。写作部分借鉴了原人教版高中教材中的“自由写作”,让学生自由选题作文;湖北版用话题组织单元,突出人文性和综合性;河北大学版教材面向农村语文教学,注意开发农村题材的课文,比较好地处理了农村生活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特别是增加了农村孩子相对薄弱的口语交际活动,综合实践活动的设计注意利用农村特有的资源等。北师大版用“语文趣谈”代替过去人教版教材的“知识短文”,既向学生介绍了相关的语文知识,又能够贴近学生,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人教版强调“守正出新”,既注重对以往教材编写经验的继承,又注意体现课程标准的基本精神;语文版注重对新课文的开发,强调教科书在实际教学中的适用性;苏教版以人文专题为线索,突出教材的人文性;广东版兼顾人文内涵和文体特征;山东版以语文活动为核心,注重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北师大版强调文学教育;北京版强调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等。
  3.有利于教材出版单位提高服务水平。
  这次新课程,教育部在教材建设继承了上世纪80年代的“多纲多本”方针,即上海实行自主编制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其他地方则实行“一纲多本”。中小学教材的竞争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也正因为如此,大大增强了各教材出版单位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为了响应教育部师范司提出的新课程实施要“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的政策,不少从事新课程教材开发的出版单位,纷纷成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不惜财力、物力,对实验区教师进行教材培训,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教师业务素质的普遍提高。正如陈小娅所说:“做强做大的前提一定是质量,一定是水平,一定是专业化程度。尤其是在今后教育发展转向内涵发展,转向素质教育的时候……现在不靠行政手段,必须在市场里拼搏, 靠专业化水准、高水平、高质量、公益性和引领性。”
  4.有利于教师转变教材观念
  在“一纲一本”时期,全国的语文教师只有一个“教学大纲”,学生只能读一套教材,高考时只能做一份高考试卷。教师只需按照“教学参考书”的内容,把教材讲深讲透,学生死记硬背就可以了。当时在教育界有一个说法,叫做“以纲为纲,以本为本”,就是以“教学大纲”为纲,以课本为本。新课程不仅规划了国家教材、地方教材、校本教材的三级教材管理体制,而且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材观”,即课程不等同于教材,“用教材教语文”,而不是“教语文教材”。也就是说,教材不再是“圣旨”,它只是教学的一个线索,一种凭借。语文教师完全可以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对教材进行或删繁就简,或补充增加的整合工作。这给教师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动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比如,初中的综合性学习,教材一般都是设计若干项活动,让学生有选择地开展。高中写作教材,每个单元设计五个参考题目,供教师和学生选择。教师也可以另拟题目让学生写作。最终的目标,是看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否真正有所提高。对学生来说,课文分精读、略读、浏览,还有供学生课外阅读的《语文读本》和名著导读,学生学习语文的范围更广了,选择面更大了,要求也更加自由灵活了。师生们最担心的中考、高考,近年来也逐渐明确了“能力立意”的考查导向,除了名篇名句的默写(以古代诗文作品为主)外,已基本不再考书本上那些死的知识。
  三、新课程教材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1.教材建设上的急功近利
  以往历次课程改革,一般都是采取先经过一轮完整的实验、再逐步推广的办法。这次课程改革则是边实验、边推广。义务教育新课程从2001年秋季开始,到2005年已全面推开。教材建设基本上是一种“大跃进”的方式。比如,2001年7月,教育部公布《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各科的课程标准,9月1日中小学新学期开学,新的实验教材就要进入学校开始实验。各教材出版单位,不仅要完成全套教材的研究编写,还要完成送审、修改、印刷、发行以及教师培训等一系列任务。否则,将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结果有些教材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开学一个月才到教师手中;有些教材在实验的过程中,因教师意见太大,不得不每月给学校印发“增选篇目”来弥补不足。查有良在《新课程需要“软着陆”》中表示困惑:“‘一纲一本’不行,‘一纲多本’要‘多’到多少本呢?实行‘一纲多本’,采用‘市场竞争’,又必须经教育部组织的专家组审查。成本如何?效率如何?质量如何?错误多少?其中的‘操作’有没有‘贪腐’行为?教师和学生们对使用新教材的真实感受如何?实际效果如何?等等,这是必须认真总结的。”
  2.利益分割中的无序竞争
  由于教材版本众多,竞争激烈,在教材选用问题上就出现了一系列“不和谐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地方行政部门直接插手教材选用,二是教材发行部门(有的是通过代理商)的恶意竞争。有的省以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发文,规定凡进入本省的教材必须租型,优先保证本省教材的使用量,有的甚至规定主要学科只能使用本省编写的教材。一些教材出版、发行机构为了推广教材,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近年来,一些地方因为教材选用而引发的职务犯罪案件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在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
正是针对教材领域的种种乱象,2006年初,在讨论《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关于教科书的三条禁令:一是减少教科书的种类,提高教科书的质量;二是降低教科书的成本,三是防止利用教科书非法牟利。为此,国家发改委和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出台教材降价、减少教材利润10%的宏观调控措施。教育部要求人教版教材首先降价。这一措施的实施,有利于在把一些资质较差的单位或机构挤出教材市场,培育主流教材研发基地。因为在低成本、微盈利的情况下,只能靠规模和质量取胜。
  3.对正常教学的负面影响
  有的地区可能使用了多个版本的教材,有的地方由于受利益驱使,往往同一个地区,今年用一种版本,明年又用另一种版本。结果害苦了教师和学生,教师刚刚熟悉了一个版本,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新的版本,无疑增加了教师的备课负担,也使教学内容和进度难以协调,开展教研活动以及教学评价等难度加大。从行政领导的角度来说,既然是国家审定通过的教材,当然都可以用。谁给的好处大就用谁的。至于教材的实际使用效果,由于短期内看不出效果,也就乏人问津了。
  四、结语
  
1.教科书作为商品的特殊性。教科书是商品,但同时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具有特殊性。从国家来说,中小学教材事关亿万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尤其是政治、历史、语文等学科,国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放开。有人以为作为企业的出版社为教材的研发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就应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既忽视了教材作为商品的特殊性,也不符合目前的国情。
  2.主流教材的研发。要编写主流教材,首先就是要保证有一支高水平的课程教材研究编写队伍,形成学术立足、科研先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研究氛围。其次,要不断完善一整套严谨、科学、高效、务实的教科书研究编写工作机制,虚心学习别的版本教材的长处和优点,克服自身教材中存在的问题,保证教材的高品质。第三,在教材建设的多元化时期,还要主动眼睛向下,面向市场,适应市场,强化为一线教师服务、为学生服务、为基层服务的意识。
  3.教材的评价。一套教材能否使用,当然首先要通过教育部的审查。但是否适合多数地区的教学实际,是否受到师生的欢迎,既不是行政领导所能决定的,也不是专家、学者的评说所能引领的,主要靠教材本身吸引师生,从而赢得良好的社会评价。所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参考文献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材审定工作办公室《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概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江明《义务教育多样化教材》,洪宗礼等主编《母语教材研究》卷三:中国百年语文教材评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方智范《课程标准中学语文教材简介》,同上。
  尹鸿祝《关于加强主流教材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中国教育报》2009年
  王相勋《语文教材编审制度的改革》,语文天地网,2006。(此条删去)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816号)。
  查有良《新课程需要“软着陆”》,(见《传播学论坛》2006年12月29日)
  田雨、陈菲《关注立法:三项措施防止利用课本非法牟利》,新华网2006年02月26日
  陈香《教材出版:刀锋上的舞蹈?》,《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26日第13版
  钟启泉《一纲多本:教育民主的诉求——我国教科书政策述评》,《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4期